在美國總統川普重返白宮後，不只大力開發化石燃料，宣布任內不會再興建任何風力發電設施。而日前在參眾兩院通過的「大而美法案」，更形同為電動車、潔淨能源敲起喪鐘。
企業與個人該如何迎接這股永續逆風？「2025國泰永續金融暨氣候變遷高峰論壇」特別邀請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董事長李宜樺、亞洲投資人氣候變遷聯盟執行長米庫拉—萊特（Rebecca Mikula-Wright）、前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資基金首席投資長水野弘道、環境部政務次長施文真、國泰金控總經理李長庚對談。
多邊機構受創，私部門必須積極應對
水野弘道指出，美國領導階層的變化，對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努力產生深遠影響，其中受影響最深的是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多邊機構。因此，他也不期待年底登場的氣候峰會（COP）會有任何有意義的進展，「與其寄望外部改變或奇蹟，不如專注在我們能持續推進的事項。」換言之，人們應該專注在不需要其他國際框架支持的項目。
米庫拉萊特則認為，隨著美國在氣候行動後退，而且氣候風險日益增加，代表私營部門必須更積極應對。過去私營銀行等機構未擁有足夠資金解決此問題，因而必須思考如何創建新的投資工具、匯集公私部門資金，但這涉及政策制定，也要採取系統性方法，但現在此領域比過往任何時刻都需要私營部門填補空白。
她回顧川普首任任期，發現美國各州、投資者、企業間在永續方面的合作反而更緊密。倘若這次大環境更嚴峻，將需要全球層面更廣泛的合作，而且必須深入推進到執行面，並在一定程度上避開全球媒體的喧囂。
然而，在這場永續逆風中，台灣能發揮哪些獨特優勢？施文真表示，近期《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列出亞太地區氣候領袖榜單，有2／3的企業來自台灣與日本，顯示台灣經濟的三大獨特優勢，分別是強大的製造業與科技基礎、蓬勃發展的中小企業、高科技創新與高素質人才。
台灣劣勢：中小企業缺乏轉型資源
不過，即便中小企業是台灣優勢，但很多中小企業卻缺乏足夠資源實現ESG或永續發展目標，可能是台灣在淨零轉型中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
因此，施文真強調，私營部門不僅需要注入財務資源，更要與政府部門攜手努力，才能培養更多綠領人才，共同克服資源限制，推動台灣永續轉型進程。
在全球永續金融和企業參與方面被認為業界領先的國泰金控，就是私營部門努力實踐永續的佼佼者。李長庚表示，國泰金控服務全台超過六成人口，深知對客戶的責任不只在財務回報，更應兼具永續發展、社會共享價值，「我們堅信，低碳產業的繁榮發展，將驅動客戶與股東的長期資產成長。」
因此，國泰金控承諾在2050年實現營運、金融資產的淨零碳排，是亞洲少數早期簽署科學基礎目標（SBT）的金融機構，也是台灣第一家加入RE100的金融機構。
低碳投資進度超前，國泰金控支持產業轉型
為了支持產業轉型，國泰金控也設定目標，在2030年前，低碳投資額必須較2020年成長110％。截至2024年底，國泰金控的低碳投資額已達3250億元，比2020年成長86％，進度超前。
此外，國泰金控在再生能源方面，布局也相當積極，不只是台灣太陽能電廠的最大貸款方，旗下國泰產險是台灣第一家承保離岸風電的本土保險公司。而關係企業國泰人壽也是國內首家成立太陽能子公司的本土壽險公司，並在2023年完成台灣壽險業最大規模的風力發電投資。
不過，並非所有私營部門都像國泰金控這樣布局永續未來。政策制定者可以採取哪些措施，鼓勵投資者投入更多氣候相關投資？投資者又如何努力，促使政策制定者建立更好的氣候投資市場與環境？
米庫拉—萊特表示，投資者之間的協作是推動氣候投資的極高效方式，尤其是在和政策制定者互動時更是如此。她觀察，當投資者能和政策制定者、監管機構，甚至是企業代表齊聚一堂，共同解決問題時，往往能看到最快進展。
「共創」才能在逆風中吸引更多氣候投資
例如，亞洲投資人氣候變遷聯盟會由投資者合作撰寫信函，並參與政策回應，並向各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投資者期望看到的政策重點。此外，投資者會提供案例研究，分享哪些政策在哪些市場有效，並分享實例。
米庫拉—萊特強調，政策制定者若要鼓勵更多氣候投資，關鍵在共同創造、吸引更多投資，過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各市場具體情況，因為每個市場在人口結構、地理條件、再生能源滲透率等指標，都有其獨特挑戰。政策制定者不應只是停留在「呼籲更遠大的目標」，而是要深入細節層面，探討如何具體支持更多再生能源整合到電網的作法。
此外，是否有可能透過修改投資組合配置政策，引導金融機構轉向氣候投資？水野弘道表示，他一直認為亞洲投資人氣候變遷聯盟和其他行業協會，以及這些組織的投資組合公司進行聯合參與是有效的，但他坦言，對於退休基金而言，更有效的方式是與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互動。
水野弘道進一步解釋，金融機構在許多國家是受到監管的行業。因此，他們應該積極回饋監管機構，否則可能會出現私營部門做出承諾，而政策卻無法有效加速承諾實現的脫節狀況。
私部門和政府，如何密切合作？
但他也認為，政府應努力協調不同部會間的政策差異。他以自身研究為例，2020年承諾實現碳中和的國家中，只有極少數國家的金融監管機構制定淨零轉型政策，「我們必須要求中央政府與各部會，特別是金融監管機構，把政策和最高層的承諾保持一致。」
國泰金控就利用投資資產推動產業轉型，連帶也影響政策制定。李長庚以綠電領域為例，說明國泰金控如何把淨零壓力轉化為創新加值服務。
他表示，國泰金控承諾加入RE100，代表全台260棟商辦大樓需全面使用再生能源，儘管任務十分艱鉅，國泰金控仍和政府部門協商，突破綠電採購的法規障礙，因為商辦的綠電採購流程與工廠不同。
因此，國泰人壽與經濟部合作開發「綠色租賃2.0」計畫，在該模式下，房東可統一採購綠電，再分配給每個租戶，讓租戶也能達到其減碳目標。
另一方面，國泰金控也推出Cathay HUB的新辦公空間服務模式，提供彈性辦公空間選擇，以及用電量、空氣品質等即時視覺化資訊，並能自動調整照明和空調。
同時，國泰金控旗下的國泰世華銀行也和CDP（碳揭露專案）合作推動商業銀行環境揭露計畫，並推出「國泰一號」（Cathay One）一站式轉型金融平台，協助中小企業解決碳焦慮。
李長庚透露，國泰世華銀行是亞洲唯一參與CDP中小企業揭露調查的非政府諮詢專家，透過該計畫，國泰世華銀行邀請、協助客戶完成問卷，2024年共邀請逾150家企業參與，其中121家完成問卷，並獲得環境揭露評級，完成率超過80％，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110家企業是首度參與。
而政府的政策方向，依然在永續行動中發揮關鍵影響力，例如如何使碳權機制更完善，以及生物多樣性金融，就是不少國家努力的方向。
台灣如何推動生物多樣性信用？
施文真指出，台灣自2010年起已建立國內碳權機制，並從2015年後核發超過2500萬噸碳權，基於國內碳權機制經驗，台灣也密切關注《巴黎協定》第六條機制、自願碳市場誠信委員會（ICVCM）提出的核心碳原則等自願性倡議，提升碳權市場信譽。
而生物多樣性信用，是生物多樣性金融的新興領域，即便氣候和自然存在差異，但生物多樣性信用機制可從碳權機制汲取多方教訓，特別是專注在信用本身的環境完整性，包括基線數據（指用於衡量和比較後續數據變化的基準點）或結果的科學嚴謹性，以及量測、報告、查證系統的嚴謹程度。
除了市場機制，其他誘因也同樣必要。例如，台灣就提供綠色成長基金等誘因。施文真解釋，目前在氣候領域，混合金融（blended finance）已成新興趨勢。台灣正利用國發基金設立「綠色成長基金」降低私營部門投資新興氣候技術（特別是調適領域）風險。
水野弘道則認為，只有以自然為基礎的碳權或生物多樣性信用，才是將大量資本重新分配到發展中國家的唯一實現途徑或資本投資工具。
「非自願性碳權市場」真的存在嗎？
然而，他發現，很多人使用「自願性碳權市場」一詞。對此，他質疑是否存在真正的「非自願性市場」，原因是所有市場都應是自願參與交易受監管產品的平台，因此需要在地法規或行業協會制定的規範，但關鍵是市場上交易的產品必須受到監管，台灣在這方面走在前面，期盼其他主要經濟體也能效仿。
而國泰金控，就是台灣生物多樣性金融發展的推手之一。李長庚表示，國泰金控積極參與全球倡議，也支持方法學創新，以驅動系統性變革。例如，國泰金控就資助草生栽培等創新農業方法開發，可減少水和肥料使用，增加土壤固碳量，提升茶園氣候韌性，也成為氣候調適解決方案。
國泰金控也支持將此方法學申請環境部的碳權資格認定，更承諾購買採用這種方法的農民產品。
從淨零承諾、再生能源投資到自然為本的氣候調適創新，在永續之路上，企業不再只是執行者，更是政策推手與創新孵化者。唯有政府與私部門攜手，才能讓台灣在全球氣候轉型浪潮中站穩腳步、搶占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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